跨性别的成因和应对方法
摘要
跨性别是指一个人对自身性别的认识，与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不同。现有研究没有找到适用于所有人的单一成因；遗传、生物发育及个人经历都可能参与其中。接触网络或跨性别朋友，不能单独证明一个人是被带坏或蛊惑的。判断医疗需要，应重视本人长期的体验、具体需求和理解治疗的能力，不能只看年龄、服药年限或穿着。强制扭转缺乏可靠的有效性证据，并与心理伤害和自杀尝试风险升高有关。父母和朋友可以通过尊重、稳定陪伴和帮助获得正规医疗，减少额外压力。
引言
家人得知孩子是跨性别时，常会问：是不是我没教好？是不是上网学坏了？能不能让别人把孩子改回来？这些担心需要认真回应，但回应应建立在证据上。本文依据医学机构说明、临床指南和原始调查，讨论成因、身份探索、强制扭转以及家人可以采取的办法。它是一篇通俗证据综述，不是对某个人的诊断。
阅读数字时，先分清三件事：有过自杀想法，指曾想到结束生命；自杀尝试，指曾实施以结束生命为目的的行为；自杀死亡，指实际死亡。本文引用的调查主要记录前两项，不能把它们当成死亡人数。
先分清几个概念
性别认同，是一个人内心对自己性别的认识。跨性别女性，通常指出生时被认定为男性，但认同自己是女性的人。性取向则是喜欢什么性别的人。二者不同；一个跨性别女性可能喜欢男性、女性，也可能有其他性取向。[2]
穿裙子、留长发或喜欢某种玩具属于外在表达，不能单独判定性别认同。世界卫生组织在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把“性别不一致”放在与性健康有关的章节，而非精神障碍章节。跨性别者仍可能抑郁或焦虑，但身份本身不等于精神疾病。[1]
一 跨性别由先天还是后天因素形成
目前较稳妥的回答是：多种因素可能共同参与，具体机制仍未完全弄清。现有证据既不支持“全部由父母教育造成”，也不足以证明“每个人都由同一个先天因素决定”。[2,3]
生物因素有研究依据 但还没有单一答案
研究者考察过遗传、出生前的激素环境及其他生物发育因素。2025年一篇汇总16篇双胞胎研究的综述发现，多数研究提示遗传和环境都可能参与性别认同或与性别有关的行为。但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有些研究测的是行为而非身份，不能给每个人算出“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3]
双胞胎研究中的“环境”含义很宽，包括子宫内环境、共同生活环境和各自的经历。因此，统计上发现环境因素，并不等于证明某种家庭教育、某次创伤或某个朋友制造了跨性别认同。出生前激素的研究也仍有不一致之处。[3]
成长经历会影响自我认识和表达
一个人可能很早就感觉自己的性别与别人认定的不同，也可能到青春期或成年后才理解这种感受。成长经历和接触到的信息，可能影响她怎样认识、描述和表达自己。美国心理学会的说明也把生物因素、早期经历及青春期或成年后的经历列为可能参与的因素。[2]
可以这样理解：知道“跨性别”这个词，可能让人终于说清楚自己的感受，但“先知道这个词，后来才说出来”，无法证明感受就是这个词制造的。这个先后顺序也无法证明认同一定完全先天。要理解具体的人，仍要听她此前和此后的经历。
对家庭来说，不必先证明某一种成因，才允许认真对待孩子。现有知识不足以把责任简单归给父母；即使个人经历参与了身份的发展，也不能据此推断，换一种教育或施加压力就能把认同改掉。
二 会不会因为跟风或被蛊惑而成为跨性别
人会受到朋友、媒体和群体的影响。有人可能尝试新的称呼、穿着或身份标签，也可能在探索后改变想法。这种影响值得了解，但“受到影响”与“被别人制造出稳定的跨性别认同”不是同一个判断。
现有研究不能支持一概认定为被带坏
有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提出“快速发生的性别焦虑”假说。其2019年更正说明明确指出，资料来自父母报告，没有直接收集青少年本人或临床医生的数据；研究用于提出假说，不能验证这种现象，也没有建立正式诊断。[4]
2022年另一项使用青少年临床资料的研究，未发现支持该假说的结果。不过，这也不能证明每个人都完全不受社会影响。两项研究告诉我们，应调查具体情况，而不能仅凭“最近上网多”或“有跨性别朋友”就判定她是跟风。[5]
担心被操纵时 要寻找具体事实
父母可以了解：是否有人要求她保密购买药物，逼她接受不想要的治疗，夸大效果、隐瞒风险，或利用关系和金钱施压？如果存在这些行为，就应处理操纵和用药安全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凭具体事实判断，不能把所有提供理解和陪伴的人都认定为蛊惑者。
比反复追问“是谁把你带坏了”更有用的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受？当时发生了什么？哪些事情让你舒服，哪些让你痛苦？你希望获得什么帮助？”讨论时应允许她说不确定，也允许她不同意家人或朋友。
如果担心信息失真，可以一起核查来源、咨询合格医生，并留意任何人是否承诺“百分之百正确”或催促立刻做决定。可靠的帮助应让她更能自主判断，而不是只能接受某一个预定答案。
三 怎样认真判断一个人的性别体验
日常尊重一个人，不需要先让她通过“真假考试”。当涉及激素或手术时，专业人员需要进一步评估她的体验和医疗需要。尊重身份、判断是否存在临床问题、决定某项治疗是否适合，是相关但不同的事情。[1,6]
应当重视的评估内容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简称WPATH）的第8版照护标准强调，医疗评估应关注性别不一致是否明显且持续，以及本人能否理解并同意具体治疗。医生还需要评估可能影响诊断或治疗的其他情况。这些是医疗判断的依据，不能变成要求一个人证明自己有多痛苦的门槛。[6]
了解长期经历：这种感受怎样出现、怎样变化，在不同生活情境中是否仍然存在。
区分具体需求：她想改变的是称呼和生活方式、某些身体特征，还是其他问题。
判断理解能力：她能否说明治疗的收益、风险、生育影响和可能无法完全恢复的变化。
评估同时存在的困难：抑郁、焦虑或其他问题是否影响判断，是否需要一起接受帮助。
有抑郁或焦虑，不会自动使跨性别身份变成假的。是否需要治疗这些问题、怎样安排相关医疗，应结合个人情况判断。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完全相同的童年表现，或必须进行激素治疗和手术，才承认其身份。[2,6]
以19岁且接受HRT三年的跨性别女性为例
假设一位19岁的跨性别女性已经接受HRT三年。HRT在这里指性别肯定激素治疗，用激素等药物调整部分身体特征。她持续认同自己是女性，这段长期经历当然应当被认真对待；家人不宜仅用“一时冲动”就否定她。
还应进一步了解：她在开始用药前有怎样的感受？这几年是否一直希望以女性身份生活？身体变化是否符合她的目标？她对治疗风险和未来安排了解多少？回答这些问题，比仅数服药年限更能帮助理解她。
19岁没有一个让自主意识突然“完全形成”的开关。青年期的大脑与决策能力仍在发展，但这也不能推导出“必须等到25岁才能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性别，与能否理解某一项治疗的后果，需要分别讨论。医学上应评估具体的同意能力，不能只凭年龄下结论。[6,7]
更准确的说法是：如果她的体验长期持续，能够自主表达需求，并理解具体医疗选择的后果，就有充分理由认真对待她，而不应把年轻或经济上依赖父母作为否定体验的理由。这是对案例的评估思路，不是凭年龄和三年HRT直接作出的诊断。
已经接受HRT三年，也仍需正规随访。内分泌学会指南强调，相关治疗需要身体指标监测，并讨论生育保存等问题。家人可以帮助她安全就医，而不是靠自行加量、突然强迫停药或让非医疗机构管理药物来解决争议。[8]
如果她将来调整身份或治疗计划，也应允许她诚实表达。改变并不自动说明以前是在欺骗；继续治疗也不应成为证明身份的唯一办法。照护的目标应随本人实际需要调整。
四 强制扭转是否有效 特训学校可能有什么后果
扭转治疗缺乏可靠的有效性证据
“扭转治疗”是以把性别认同改回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为目标的做法。它可能被包装为心理咨询、宗教活动或行为训练。英国政府2021年的证据评估认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扭转治疗能够改变性别认同，同时存在与伤害相关的证据。[9]
这不等于宣称任何人的自我认识一生都绝不会变化。人可以在自由探索中调整认识和生活方式。但这些变化不能证明，外人通过惩罚、恐吓或封闭管理就能安全有效地改变一个持续的认同。WPATH明确反对以改变性别认同为目标的扭转做法。[6]
大样本研究发现了心理伤害的关联
一项发表于《JAMA Psychiatry》的研究使用27,715名成年跨性别者的调查资料。与曾向专业人员讨论性别、但未经历扭转的人相比，回忆自己经历过性别认同扭转的人，一生中有过自杀尝试的调整后优势比为2.27，95%置信区间为1.60至3.24。[10]
通俗地说，研究发现扭转经历与更高的自杀尝试可能性有关。这里的“优势比”是统计比较，不能直接当作实际发生率增加2.27倍，更不是自杀死亡率。研究依赖回忆和自我报告，不能证明每一次尝试都由扭转造成；但它没有为扭转的安全性提供支持。[10]
封闭管理中的服从不能证明身份改变
判断特训学校的风险，应看它实际做什么。若机构不允许本人自由沟通，用羞辱、殴打、隔离或惩罚来迫使她否认身份，孩子可能为了减少伤害而答应“改好了”。这种被压力逼出的说法，不能证明内在认同已经改变。
这些做法可能带来身体伤害、长期心理痛苦、对家人的不信任，以及更强的自伤或自杀风险。联合国关于所谓扭转治疗的报告指出，相关做法可能造成严重、持久的伤害，某些情形可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这是对相关做法的风险判断，不能当作每所学校的发生率。[11]
正规心理帮助可以处理抑郁、焦虑、创伤和家庭冲突，也可以让人自由探索自己的性别。它应当允许不同结果，尊重本人意愿。家人选择机构时，应核查资质、治疗目标、同意程序和投诉渠道；“保证扭转”“包改成功”不是可靠的医疗承诺。[6,9]
五 父母和朋友怎样面对跨性别
家庭支持与自杀风险的调查数据
家庭的作用可以从调查中看见，但必须准确表达。以下数据是受访者报告的经历和风险，不是“中国因家人反对而自杀死亡的总人数”。自杀通常涉及多个因素，问卷也不能把每个人的原因全部分开。
2017年中国调查获得2,060份有效问卷，涵盖跨性别与非性别常规人群。其中，853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身份诉求的受访者里，59.6%报告没有得到任何支持。这是该组受访者的情况，不能直接推算所有中国家庭。[12]
表1 中国青少年调查中的具体人数
| 调查项目 | 人数与比例 | 统计范围 |
|---|---|---|
| 一生中有过自杀想法 | 196人（50.9%） | 全体385名受访者 |
| 一生中有过自杀尝试 | 61人（15.8%） | 全体385名受访者 |
| 报告因身份遭遇父母虐待或忽视 | 296人（92.8%） | 父母已知身份的319人 |
| 报告被胁迫或强制接受扭转 | 55人（17.2%） | 父母已知身份的319人 |
来源为Peng等2019年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的论文，调查实施于2017年，受访者12至18岁。家庭虐待或忽视的问卷项目包括辱骂、强迫改变表达、身体攻击等，不能把92.8%理解成全都遭受了身体殴打。该研究为网络自选样本。[13]
上述61人是曾尝试自杀、并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不能写成61人死亡，也不能写成61人都被父母逼迫而自杀。2017年报告与这篇2019年论文的统计范围不同，不能把样本简单相加，也不能把比例混用来推算全国人数。[12,13]
表2 美国2022年调查按家庭拒绝经历分组的比较
| 一生中报告的经历 | 曾经历家庭拒绝 | 未报告家庭拒绝 |
|---|---|---|
| 认真考虑过自杀 | 83% | 69% |
| 有过自杀尝试 | 46% | 28% |
来源为2025年6月出版的2022年美国跨性别调查《健康与福祉报告》第83页图4.15。报告分析成年样本；以上两项有效回答总数分别为82,047和81,938。家庭拒绝包括停止来往、断绝关系、嘲弄等。比例来自自我报告和调查加权，并非死亡率。[14]
表2显示，在这份调查中，有家庭拒绝经历者报告自杀尝试的比例高出18个百分点。这个差异不能解释为“家人拒绝单独造成了18%的自杀”，也不能推算中国的死亡人数；它说明家庭拒绝与更高风险相关，值得认真干预。[14]
2024年一项使用2015年美国调查资料的研究，回顾分析18,303名成年受访者的青少年经历。与自我认识和公开身份有关的阶段，风险增加主要出现在不支持的家庭；在支持的家庭中，研究未发现这些阶段与自杀尝试或离家风险增加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联。这也不表示支持就能消除所有风险。[15]
这些数字可以怎样用于家庭讨论
这些研究不能提供可归因于父母反对的确切死亡总人数。能准确说的是：不少受访者承受了家庭拒绝和严重心理压力，拒绝经历与更高风险相关，稳定支持是值得重视的保护因素。提供这些数据，是为了帮助家庭减少伤害，不应把它们用作威胁或给某一次死亡简单归责。
跨性别者也会面对身体不适、学校欺凌、就业困难和其他心理问题。家庭支持可以减轻一部分压力，但有支持仍可能需要治疗。家人应关注眼前这个人的状态，而不是根据一个比例预测她的结局。
父母可以先采取的行动
认真听她说经历，允许她说不确定。先了解问题，再讨论自己的担忧。
询问她希望使用什么名字和称呼，并尊重隐私；未经同意，不向亲友或学校公开身份。
维持日常联系和安全的生活环境，不用断绝关系、赶出家门或羞辱来逼她改变。
把身份尊重与具体医疗讨论分开。可以询问治疗证据和风险，也可以陪同正规就医。
如果一时难以接受，父母也可以寻求咨询，处理自己的失落、担心和压力。
家人可以说：“我还有很多不懂，也担心治疗风险，但我愿意听你说，不会用羞辱或强迫来解决。我们一起找合格医生，把你的需要和风险弄清楚。”这种沟通并不要求父母立刻了解所有知识，却能为继续讨论留下空间。
朋友可以提供的帮助
朋友可以正常交往，尊重姓名和称呼，在对方愿意时倾听或陪同就医。不要要求她解释所有跨性别问题，也不要替她决定用药、手术或是否公开身份。如果她遭遇威胁，可以帮助联系可信任的人和正规服务；关心应当增加她的选择和安全。
出现自伤风险时先保障安全
如果对方说活不下去，或透露自杀计划，应认真对待。可以直接、平静地问：“你现在有伤害自己的想法吗？有没有具体计划？”研究表明，直接询问不会增加自杀想法或行为。倾听、减少危险物品的接触、联系专业帮助并持续关心，是可采取的办法。[16]
若存在迫在眉睫的危险，应让可信任的人陪在身边，联系当地急救或就近急诊。此时先处理生命安全，暂缓关于身份对错的争辩。危机缓解后，也需要继续支持和治疗，不能只靠一句“答应我别做傻事”。
结论
跨性别的成因尚未被完全解释，多因素参与是目前较稳妥的理解。接触网络和同伴不能单独证明一个人被蛊惑；19岁和三年HRT也不能单独作为身份或医疗需要的判定标准。应重视本人持续的体验，并对具体治疗进行专业评估。
强制扭转缺乏可靠的有效性证据，并有与伤害相关的研究发现。父母和朋友能够采取的实际办法，是维持关系、尊重意愿、减少羞辱与威胁，并帮助对方获得合格的医疗和心理支持。面对自伤风险时，及时保护和求助应当优先。
参考文献与核查出处
正文方括号中的数字对应以下来源。点击编号可跳转到参考文献，点击来源链接可核查原文。网页资料检索截止202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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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leman E, Radix AE, Bouman WP, et al. 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 People, Version 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 Health. 2022;23(sup1):S1–S259. 重点见成人评估章节与建议6.5、18.10.
[7]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 The Teen Brain: 7 Things to Know. 青年期大脑发育的通俗说明.
[8] Hembree WC, Cohen-Kettenis PT, Gooren L, et al. Endocrine Treatment of Gender-Dysphoric/Gender-Incongruent Persons: An Endocrine Societ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2017;102(11):3869–3903.
[9] 英国政府平等事务办公室. An assessment of the evidence on conversion therapy fo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2021. 重点见性别认同扭转的证据评估.
[10] Turban JL, Beckwith N, Reisner SL, Keuroghlian AS. Association Between Recalled Exposure to Gender Identity Conversion Effort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Transgender Adults. JAMA Psychiatry. 2020;77(1):68–76. 2019年在线发表.
[11] 联合国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 Practices of so-called conversion therapy. 2020. 报告编号A/HRC/44/53. 对相关做法及严重伤害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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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eng K, Zhu X, Gillespie A, et al. Self-reported Rates of Abuse, Neglect, and Bullying Experienced by Transgender and Gender-Nonbinary Adolescents in China. JAMA Network Open. 2019;2(9):e1911058. 重点见表1与结果段落.
[14] Rastogi A, Menard L, Miller GH, et 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 Report of the 2022 U.S. Transgender Survey. Advocates for Trans Equality. 2025年6月. 本文家庭拒绝比较取自出版报告第83页图4.15 有效回答数见该图注.
[15] Campbell T, Mann S, Rodgers YVDM, Tran NM. Mental Health of Transgender Youth Following Gender Identity Milestones by Level of Family Support. JAMA Pediatrics. 2024;178(9):870–878.
[16]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 5 Action Steps to Help Someone Having Thoughts of Suicide. 2024. 直接询问 倾听 保障安全 联系帮助及持续关注.
